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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本次會議的當務之急，應該是要修補台日兩國的關係，擱置爭議，重新回到2002年的政治默契。但從日本政府的會後聲明來看，卻連2002年的捕魚默契都沒有提及，而我外交部也呼籲，沖之鳥海域仍是捕魚的高危險區。由此可見，這次會議似乎連最基本的政治默契都沒有達標。其實，從事實的演變來看，這是有軌跡可循的。「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」原本預定在今年7月召開，但卻因「準備不及」而一再拖延，由此可見，海洋議題並不等同於捕魚問題，它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，其不但涉及日本農林水產省與外務省的權力鬥爭，也牽涉到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漁會之間的政治角力，更涉及到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微妙外交關係，而現今民進黨政府在欠缺兩岸關係為後盾，無法借力使力之下，自然只能被日本政府拖著走。再從議題的多元化來看，民進黨政府上台後，為了要顯示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不同，把原本的台日漁業協議提升至海洋事務會議，這也順勢把原本單純的捕漁權問題，擴大為海洋研究、急難救助及科學探勘等議題，而讓日本參加的部會，也從過去的農林水產省漁業廳，擴及為海上保安廳、文部科學省及國土交通省，在這些眾多部會基於本位主義、各抒己見之下，反而無限拉長了談判戰線，模糊了原本的焦點，這讓日本政府在沖之鳥的捕漁權上，能夠從容地以拖待變，由此可見，民進黨的急功近利。最後從談判層級的提升來看，民進黨把這次「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」的談判層級提升，從過去的事務官提升至政務官階級，以顯示台日政治關係的重大突破，同時也派出決策九人小組之一的邱義仁領軍，以表示對台日關係的友好與重視，邱義仁在2002年擔任國安會祕書長期間，是台日沖之鳥捕魚政治默契的締造者，但是這次重作馮婦，卻發現日本政治風向儼然早已改變，過去的小泉純一郎是意識型態的右翼，只要台灣選邊即可；現今的安倍，卻是務實的右翼，事事都要求利益交換，這讓邱義仁顯得廉頗老矣，而力不從心，也讓這次台日海洋會議，落得談判前大肆敲鑼打鼓，現在卻騎虎難下的窘境。日本一向不是個感性的民族，而是個極度現實的國家，它會在餐桌上跟你稱兄道弟、推心置腹，但一回到談判桌上，卻如同川劇變臉，公事公辦、寸步不讓，同時還會適度利用你對它的好感，軟土深掘，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。由此可見，這次「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」的觸礁，絕不是台日關係的不夠好，也不在於雙方層級的不夠高，而在於民進黨對日一邊倒的政策下，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籌碼。而這何嘗不也是，不正常的台日關係下所出現的一種正常現象。（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）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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